本期撰稿人 陈大明 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秘书长，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智慧之光。今天，我们共同学习《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一章论述自然无为是根本的大道，强调要“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该章共分3层，第一层：开篇至“以无事取天下”，提出3个论断。第二层：自“吾何以知其然哉”至“盗贼多有，列举春秋末年出现的一系列反常事例，说明国家治理因造作妄为甚至胡作非为所出现的各种弊端与反常现象。第三层则是引用古圣人的话，正面申述自己的观点。

　　第一层提出3个论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正，清静之道、正道。奇，奇谋、奇略，指奇谋诈术。无事，无为。引申为不任意妄为，滋扰生事。取，治理、管理。意思是用清静无欲的正道治理国家，以诡异奇谋指挥战争，以自然无为的手段治理天下。

　　第二层用“吾何以知其然哉”话锋一转，把自己摆进来分析回答。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忌讳，禁忌、禁令。此处引申为各种法令、禁令。这两句楚简本的表述是：“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叛）”，“叛”比“贫”更加切近老子本意，大家理解时可以参考。弥：更加、愈加。意思是天下颁布施行过多的法令、禁忌，反而会逼得黎民百姓更加贫穷甚至反叛。老子这样说，有很强的针对性。周朝的礼乐政治，强调贵贱等级和亲疏差别，朝廷不仅内部等级森严，还要求百姓完全遵从等级化的礼仪。为使官吏和百姓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朝廷规定的各种言行忌讳多如牛毛。老子认为正是因为礼制禁忌太多，堵塞了百姓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他们陷入日益贫困的地步，才人心浮动，社会不稳定，出现反叛。下面3句话，仍然是列举春秋末年动乱年代的反常现象和种种弊端。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利，锋利、锐利，与“钝”相对，指精良的工具，在此指效能较高的工具，因为老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已经出现了铁器和利用杠杆原理提水的工具。也有说“利器”喻指各种机巧权谋。滋，益、更加。意思是人世间充满了各种机巧权谋，国家就会更加混乱。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伎巧，技巧、智巧，引申为机诈、邪事。奇物，奇异之物，也就是老子眼中的邪物。意思是民间越多机巧邪事，新奇怪诞的事物就日益增多。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彰，分明、周密。意思是各种法令、规章繁多而具体，盗贼就出现得越多。

　　第三层引述古圣人的话进行正面阐述。我无为，而民自化：自化，自然顺化、自我化育。意思是我不刻意作为，百姓便会自然顺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自正，自然端正。意思是我爱好提倡清静，百姓便会自我端正。我无事，而民自富：自富，自然富裕充足，安居乐业。意思是我不任意生事，百姓便会安居乐业。我无欲，而民自朴：无欲，没有贪欲，没有侵占掠夺他人财物的想法。朴，淳厚、质朴、与世无争。意思是我无私无欲，百姓便会与世无争。

　　这一章别具风格和特色。一般的行文说理顺序都是先分析说明，然后再作出论断，得出结论。而这一章倒过来了，是先摆出结论，然后再展开分析。而且用鲜明的诘问句，把自己也摆进去说事析理，令人印象深刻。老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礼坏乐崩，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周朝廷的统治力日渐衰弱，犯上作乱的事儿时有发生。对于种种乱象，担任周守藏室史、深知朝廷内幕和天下发展状况的老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感触非常深刻。于是，才有立足宏观视角的列举反面典型事例的分析，并且都是涉及全局层面的。老子列举出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法令滋彰”4个方面的弊端，认为这些都是与国家治理、黎民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都没有做好。

　　仔细看，这4个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排比句式列出，都是前面说原因，后面谈结果，比如“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句中，“天下多忌讳”是原因，是治国中君主侯王的短板和弊端，“民弥贫”是结果，是在社会上形成的恶果。以下3句的说理方法相同。凡此种种，都是君主侯王修养不到位、品格低下、多私多欲、与黎民百姓日益对立造成的。一句话，是利令智昏、造作妄为甚至背道而行、违逆民心民意造成的。接下来，为增加论说的权威性和感召力，老子引用了古代圣人的话，仍然采用排比句式，从正面分析说明。仔细看，也是4句，与上文述说反面事例的4句一一对应，说明要弥补和克服以上列举的治国理政中的短板与弊端，必须施行“无为而治”。这4句的正面说理，每一句都是前面说侯王应该怎么做，后面说在民间和社会上收到的效果。全章前后呼应，一气呵成，既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又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名符其实的文章圣手的上乘之作。

　　由以上分析可见，这一章开篇倡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明确提出了治国、取天下以正道、以无事为准则的主张。中间以“吾何以知其然哉”的设问提起下文，深刻指出在治国理政进程中如果违背清静无为治国的常理常道，就会滋生出很多事端，出现多禁忌、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的“四多”现象，导致民贫、政昏、邪事、盗贼的滋生、频起。最后引古圣人语，从正面入手，概括“以正治国”的重点及成效：无为、清静、无事、无欲，也就是清静自然，无欲无扰，“无为而无不为”。这样治理国家和社会，黎民百姓自然顺化、端正、富足、淳朴，达到天下和谐、与道同一的程度，国家自然会步入正轨而不会陷于贪欲纷争的事端之中。

　　老子主张用正道正理治理国家和社会，认为物质文明越畸形发展，人心就越畸变异化；政治制度越造作妄为，社会就越动乱黑暗，他的出发点在于以春秋末年的现实状况说明有为政治的弊端与无为政治的好处。因此，这一章可以视作第三十七章的姊妹篇，是对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观点的进一步展开分析。可以在二者对读中体悟老子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命题统领下，提出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妙处。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奉老子为圣祖，而且把老子“以正治国”的思想付诸实践，对待臣民不施奸诈智谋，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风范。唐太宗发现有一些臣僚在他面前一味吹捧迎合讨好，心情沉重郁闷。他对身边的人说：“有些官员不肯讲真话，真叫朕伤神，此风不可长啊。假话盛行，国家要遭殃。”那该如何办呢？身边有人建议他设下圈套，诱使那些官员讲出真话来。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地说：“朕不要用奸诈之谋来对待臣民，那样做就是教唆他们以阴谋行事。”唐太宗在治国上坚持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把唐太宗以正治国的思想概括为“十思”，提醒朝廷大臣、各级官吏在生活中要知足知止；待人上要防自是之病，明损益之道，有自知之明；行事上不越俎代庖，行无为之治。这种主张显然与老子以正治国的思想相通。唐朝开国不久就出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与唐太宗自觉运用老子“以正治国”的主张是密不可分的。

　　总之，这一章立足于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社会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围绕“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作了深入阐述。老子引古圣人言所发出的谆谆告诫，对后人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记者 黄佳 整理）